近年来，人工智能成为热议话题，美国许多智库也注意到其在情报领域的潜力。特别是人工智能对开源情报（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美国情报界正密切关注新技术的应用可能。本文访谈中，美国胡佛研究所学者Amy Zegart以案例说明开源情报的能力，强调“情报世界规则已变，美国必须调整情报部门以适应新的技术环境”。

　　如本文分析，大信息时代，通过可以公开或低成本获取的各种文字、图像和视频信息，接入商业卫星和其他探测系统，所有人都可以获得大量不以生成情报为目标的信息，但这些信息通过特定方式来整理分析，就可能形成有价值的情报。这样一来，许多秘密将不再成为秘密。但开源情报也存在四个问题：一是非专业人员组织的情报，可能出错；二是刻意制造的假信息，可能掺杂其中；三是非情报部门的分析，可能“打草惊蛇”，使关键人物、组织提前避免情报泄露；四是开源情报公开且传播迅速，不利于危机管理。这些问题还没有明确的解决办法，但客观上，开源情报已成为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因此，Amy Zegart提出：美国应建立独立的开源情报部门，引入大量技术人员进行开源情报分析。情报界应进行彻底翻转式的调整：现在是秘密机构中有一个小型开源情报部门，未来应是开源情报机构中有小型的秘密情报部门。她强调信息就是武器，美国拥有强大的情报网络优势，必须迅速行动，把优势巩固和延续下去。

　　毫无疑问，Amy Zegart完全是从美国立场出发的，但她的建议值得我们所有人注意。事实上，美国可谓开源情报的鼻祖。过去几十年来，开源情报不仅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等政府机构的情报搜集手段之一，也在美国乃至世界上催生了一大批开源情报公司。世界其他国家和我们普通人如何应对这样一种复杂情境，尤其值得深思。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技术革命的冲击与重构”系列之一，编译自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原题为《技术如何扰动情报世界》（How Technology is Disrupting the Intelligence World），为便于阅读，文内小标题为编者自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开源情报正在改变世界

　　Kate Brannen：当前，世界各国正竞相利用商业卫星和量子计算，思考处理信息和利用数据的新方法。所有新工具，包括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网络、商业卫星技术、量子计算，以及最新的热门ChatGPT，都在快速发展。我们当前有哪些机会？

　　Amy Zegart：这些新技术确实正在创造巨大的机会。例如：合成生物学可以显著改善世界各地的粮食生产，在心脏合成生物学领域生产新药，帮助应对气候问题，让人们为美好的生活携手努力。技术当然有它的好处。而在情报领域，当下这个技术时代，也为情报机构以外的人创造了新机会，让他们可以为美国的领导者提供各自的洞见，包括商界和政界的领袖。

　　这是一场开源情报革命，它将持续下去。

　　Kate Brannen：所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开源情报，以及美国要怎样利用它来获得优势。那么，了解什么是开源情报非常重要。这个概念指的不仅是我上网到处冲浪和谷歌搜索获得的东西，它实际涵盖的范围要比这大得多。那么，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开源情报可以使用的工具或数据库吗？或者说，开源情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Amy Zegart：我公开的所有信息，现在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开源是一种综合的信息获取能力，它涉面极广，可以挖掘所有公开内容。我可以简单地列几个开源情报人员使用的工具，但实际上整个行业目前处在前沿的最前沿，一切都在变化。它包括人们在推特（Twitter）上关注的事件，也包括商业卫星图像、公开视频等所有信息。

　　举个例子可能容易帮助理解。

　　2020年7月4日那个周末，中东某国发生了一场大火。那场大火的火焰非常明亮，被太空中的气象卫星探测到了。因为探测结果来源于普通的气象卫星，所以相关信息可以在推特上看到。接着，该国政府发布一张发生火灾的建筑物的照片，说这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工业厂棚，火势很小，损失有限，希望公众不要过度关注。

　　但之后短短几小时之内，两个专注“核侦探”的开源情报机构（它们一个在东海岸，一个在西海岸）找到了这座建筑，发现它并不是所谓的建设中的工业厂棚，而是一个容量超过1吨的核离心机组装设施。这两个机构并没有情报信息许可，他们使用商业卫星图像，获得了不同的火灾视图。

　　在整理开源信息并经过机构的防核扩散专家论证之后，他们得出结论：火灾并不小，而且很可能是由爆炸引起的，是破坏的结果。两家机构的分析，分别在各自的推特作了发布。几个小时内，美联社对此作了报道。当天下午，大卫·桑格（David Sanger，译注：美国知名经济评论专家）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发表一篇关于此事的报道 。当天夜幕降临时，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胡尼亚（Benjamin Netanyahu）受到质询，被问及火灾是否是被以色列破坏的。

　　以上所有事都发生在一天之内。信息全都是根据公开可用的开源情报整理和推断的，这就是美国情报界正在发生的事。

　▍开源情报的“危”与“机”

　　Kate Brannen：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开源情报的纪录片，从中可以看到，如今政府想要保守秘密是多么困难。

　　Amy Zegart：我认为开源时代真正带来的好处之一，我们以往习惯于认为情报就是在大海捞针，但现在，只要你知道如何将所有不同来源的信息放在一起进行分析，海洋本身也能提供洞察。

　　比如在乌克兰，人们喜欢用行车记录仪、手机照相机等工具来拍摄，给窗外的、开车经过的东西照相或者录像，然后把它们发布到网上。BellingCat就曾用各种公开的画面和视频来识别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17号航班（译注：指2014年荷兰到马来西亚的航班，在乌克兰东部坠机，一些分析猜测该航班被导弹击落）。这体现了开源情报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情报分析员可以充分利用其他人在网上发布的内容，而发布者并不知道自己的信息会成为情报。

　　Kate Brannen：信息海洋确实是非常庞大的。它里面有信息，但我们也很难跟上信息积累的速度 。根据目前数据的规模，情报界面临的挑战有多大？怎样才能跟？

　　Amy Zegart：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数据海洋中溺水。当你还在寻找真正重要的那根针时，该如何理解大海呢？我认为对情报部门而言，最大的挑战之一是，要更多地使用自动化分析。相比于人类，机器一般更擅长识别规律。比如：地对空导弹基地是什么样的？我们如何识别它们？每个组织机构都倾向于用相同的方式建造东西，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一点，机器学习工具就可以更好地识别类似的东西。

　　这样一来，人类分析师就可以腾出时间，投入到人类比机器做得好的其他事情上。例如提出领导层如何使用特殊武器系统的假设。这是我们使用新技术的真正机会，特别是人工智能标记语言（AIML），技术要用来帮助人类分析师，而不是取代人类分析师。

　　Kate Brannen：由此可见，开源情报能带来很多机会。但随之而来的风险呢？情报组织在接受和利用技术时应该意识到这些风险。

　　Amy Zegart：开源情报确实存在许多风险。

　　第一个风险在于，它对所有人开放。这意味着会有很多业余爱好者加入情报分析，而这些人会犯很多错误。情报组织需要对这些最新的分析，进行验证或证伪，这个检验过程要消耗时间、精力，也需要他们从自己原本的工作和优先事项上转移出注意力来应对。

　　类似的事已经发生过。之前有个学生团体，他们跟一位前五角大楼战略分析师一起，做过一个项目，就是针对被美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国家，分析其地下隧道的用途。他们做了精心设计的演示文稿和报告，并且得出的结论说，该国的核弹头数量比预计的高出数倍。这份报告很快登上华盛顿邮报的头版，还进入国会听证会，也被送到空军参谋长手上。但报告的分析本身过于粗糙，之后一周内，专家就揭示了其中的错误，但它已经消耗了华盛顿最宝贵的资产——时间。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人们会犯错，错误会传播开来，进而消耗政治决策者和情报机构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原本可以更好地用于其他工作。

　　第二个风险，是蓄意欺骗。因为开源信息世界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在开源生态系统中注入、兜售虚假信息，并使其形成病毒式传播。

　　第三个风险，是对冲风险。如果一个开源侦探发现了一些情报并公开发布，美国的对手就可能根据他们公布的信息，知道是哪些内容或渠道导致情报泄露并采取对策，让包括情报机构在内的任何人都难以追踪到真实的情况。

　　有一个不算例子的例子。之前网络上有一张某国领导人指导小型化核武器开发工作的照片，詹姆斯·马丁中心（James Martin Center）的研究员大卫·舒默勒（David Schmerler）通过天窗和屋顶材料，和房间其他部分的数据尝试了定位照片所在的建筑。大约一年后，该国发布另一个核设施信息时，房间完全是白色的，没有任何建筑相关的信息。我们不能确定后一张照片是对之前分析定位的回应，但确实有这种可能。

　　最后一个风险在于：我认为开源情报会让世界变得更快速更透明，很多人在吹捧这一点，但这也可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难以管理。

　　在今天的世界中，开源情报的收集者和生产者可以比政府更快地行动，他们让所有事对每个人都变得透明。但了解危机应对的人都知道，速度可能真的不利于解决冲突，甚至会使事情变得更糟。透明度将领导者逼入绝境，使他们更难妥协。在需要挽回面子、让步、谈判、缓和矛盾、达成妥协的时候，保密实际上非常有价值。从古巴导弹危机中我们就能知道，避免危机的关键不是速度和透明度。他们当时有时间进行思考，对吧？如果肯尼迪在危机发生的第1天而不是第13天做出决定，我们很可能会进入到核战争。因此，充分的思考时间，可以带来更好的选择，也可以保护妥协的秘密，而解决危机的关键往往就是达成秘密的交易。在开源世界中，危机管理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

　　Kate Brannen：你刚才提到了欺骗，如果把深度伪造之类的新技术用于这类意图，欺骗开源情报分析人员的可能性也会急剧增加。

　　Amy Zegart：当然，今天已经有人在利用各种技术，伪造国家重要人物说话了。这不是遥远的未来，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Kate Brannen：好的。你之前提到过，当前俄乌冲突中乌克兰和美国的情报共享，代表着情报界进入新阶段。你看到了什么有趣、新鲜的东西吗？

　　Amy Zegart：俄乌冲突中乌克兰方面的情况，让关注开源情报的人看到了它的力量。通过推特和报纸，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乌克兰地面部队移动的卫星图像。

　　我们可以阅读报纸文章，看到乌克兰地面部队移动的卫星图像。我们可以在推特上关注事情。在斯坦福大学，有一个本科生团队正在利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通信卫星、地理位置等功能来追踪、确认和记录俄罗斯军队的行动，形成报告，提交给联合国。这只是一个本科生团队，但他们可以做到这些。

　　Kate Brannen：你也曾经提到过，情报的受众正在发生变化。曾经是情报界使用和收集情报，但现在选民们也需要情报。这样一来，受众群体要比美国政府大得多，也是一股更强大的力量。

　　Amy Zegart：这一点也很重要。从这个角度讲，开源情报工作是战略层面的，目标是通过情报接触更多受众，而不仅仅是服务那些在安全设施中工作的拥有情报许可的人。

　　▍美国将如何运用开源情报？

　　Kate Brannen：所以我们可以达成的共识是，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扰乱了美国政府进行情报收集和分析的方式，但如何应对，还存在很多争论。你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出，如果只是把开源情报嵌入传统情报机构中，依然强调特殊信息的价值，这个系统就无法蓬勃发展。那么，为什么情报界依然维持着原有的人员和资源投入方式呢？

　　Amy Zegart：如果你去过情报机构，就会感受到其中的文化。它们与世界是分开的，完全秘密运作。如果你没有经过彻底的安全审查，经过机密设施的时候就会有红灯闪烁，有时灯就在走廊里闪，告诉所有人注意保护他们的机密信息。他们重点是秘密，关注点也主要在秘密获取的信息上。但这种文化有一个缺点：它有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如果某件事是秘密的，它一定很有价值。一位前情报官员就曾告诉我：如果一条信息花费1万亿美元才能获得，那我们就认为它一定价值1万亿美元。

　　但这不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几十年来，这些秘密情报机构中都设置了开源情报部门，他们一直在努力。但他们没有以合适的方式，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像当年的空军一样，它是整个军队的一部分，但在空军成为独立军种之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而是被分配到不同的陆军部队中。这些部队关注地面作战，空中力量只能获得所需的一半资源和注意力。开源情报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Kate Brannen：你一直都在建议成立独立的第19情报机构（译注：美国整个情报体系包括18个独立机构，2021年1月增加的美国太空部队是第18个）。那么它应该什么样子？它要做什么？要如何与其他伙伴机构进行合作呢？

　　Amy Zegart：我曾经批评情报界的18个机构之间没有很好地协调。第19个机构肯定会在协调方面带来更大的挑战。但我依然坚持我的看法，我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好选项的情况。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开源情报机构，来改善开源情报使用方式。

　　首先，此前我们已经尝试了在现有机构中加入开源情报部门这个替代方案。第二，我认为把开源情报设置为一个独立的机构，不仅仅与信息有关，它还能推动整个情报界的创新。

　　这种创新推动有几个关键方式。第一，机构可以设置在华盛顿特区之外，这意味着它可以招募居住在西雅图、奥斯汀、德克萨斯和硅谷等地的工程人才。我们必须招募更多的工程师进入情报界，我们需要他们作为私营部门的代表进出政府部门，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对人才的定位和使用。就像历史上许多情报机构成员那样，这些工程师不必把情报机构当作终身工作。一个单独的机构可以推动这种用人方式的调整。

　　工程师不必等待 2 年才能拿到安全许可，他们随时可以开始在开源情报机构中帮助解决棘手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好处。第二个关键的好处是，新的机构可以成为新分析技术的试验田。数据是未经分类的，在新机构中可以使用各种工具进行更快速的创新，如果技术有效，就可以推广到整个情报界。我没法做一个明确的设计，但总体来看，我们要对现实情况做出彻底的翻转——现在是秘密机构中有一个小型开源情报部门；而我们需要的是开源情报机构中有小型的秘密情报部门。

　　另外，当然需要设置保护公民自由的护栏。我们要访问的是所有公开数据，对这些数据需要一个明确的分类和加密保护措施。

　　Kate Brannen：这种机构的成果，跟现在依靠人的情报相比，怎么样？如果它成功，是不是意味着人类在情报界的价值在变小？角色重要性会降低？

　　Amy Zegart：我不认为这就会影响人类的价值。人类智慧参与的工作可能会减少，但也会更有价值。

　　在当前的技术环境中，收集情报变得越来越困难。首先，边境和城市中有越来越多的生物识别技术，这使得我们在当地招募或派遣情报人员更加困难。到处都是摄像头、有面部识别，手机随时可能被定位，这样的环境中，你怎么跟线人见面呢？其次，用现代技术跟信息源通信也存在漏洞，一些信息表明，我们在境外的信息网络已经被渗透。我们在当地联系信息渠道，通过远程信息技术跟他们联系，但这些渠道在今天可能已经暴露了。从这一点上说，我们越依赖现代科技，也就越有可能被技术手段穿透和影响。

　　所以，人类的辛勤工作，永远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任何信息源，能比一个接近领导层的人更准确地透露领导层的想法或行为模式，也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接近领导层的人更知道如何说服他。因此，通过真实的人，来对对手进行渗透和洞察，始终至关重要。但也正如我们从各种公开报道中看到的那样，这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

　　Kate Brannen：我很好奇，我们前面讨论的这些内容，你在给美国情报界做报告和跟内部人员讨论时。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他们对这个新未来有恐惧吗？

　　Amy Zegart：很多人都认识到了我们注意到的这些问题，他们也知道他们必须改变，必须足够迅速地改变，而技术是改变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必须让那些受过技术教育的人加入进来，技术应该成为情报界的基础教育。我知道整个情报界都普遍认识到了这一点，但让官僚机构快速行动总是很难。

　　Kate Brannen：在这个领域，美国有哪些劣势和优势？

　　Amy Zegart：过去几年，美国产生了一种对自由主义的不满，尤其是在情报领域，认为自由主义注定保密性差，信息获取困难。在开源情报领域，确实存在部分类似的问题——其他国家可以自由地获得美国网络的信息，而美国不一定能获取所有其他国家的网络内容。

　　但美国也有一些持久的优势。

　　第一，我们有盟友和伙伴。俄乌冲突加强了美国情报界的共识，我们发现在与世界各地的盟友、伙伴共享方面，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第二，我们拥有一支跨国的、多种族、多元化的情报人员队伍。这也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无论是进行数据收集以更好地训练算法，还是运用外语，理解外国文化，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我们都能做到。所以这也是一个持久的优势。

　　第三个持久优势是创新和失败的自由。美国有更多的持续创新的经验，也有更宽容的空间，来包容错误和失败。

　　Kate Brannen：你曾提到过Tik Tok，我注意到它的用户量很大，其中包括约1.35亿美国人，占到美国人口的40%。你之前的文章里写到：当今的信息世界中，武器看起来并不像武器。那么，我想知道你怎么看Tik Tok？它跟整个开源情报图景是什么关系？

　　Amy Zegart：最初，Tik Tok是作为一种娱乐手段被推广的，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人将它作为新闻来源。因此，它产生了两个风险。一是它背后的母公司和公司所在地的政府可能得到美国用户的信息。二是它可能作为某些观点的宣传工具。

　　目前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United States）正在与字节跳动（Byte Dance）进行谈判，讨论如何减轻这些风险。从当前的信息看，Tik Tok没有真正作出危及美国安全的行为，但它确实有这些功能。它是一个直接影响40%美国人思想的媒介，其中许多是喜欢它而且不想放弃它的年轻人。

　　Kate Brannen：最后一个问题，当前美国情报界的大问题是什么？曾经这个问题对公众而言显而易见，比如本·拉登的具体位置，伊拉克是否有生化武器……我知道美国情报官员们时刻关注着全世界的所有事，但现在，美国情报界最想获知的问题是什么？

　　Amy Zegart：我不代表任何情报机构或群体发言。我说的这些都是我自己通过各种公开信息的总结。我认为核心问题是大国竞争。竞争的对象当然主要是俄罗斯和中国，具体问题包括：第一，我们不希望中国获得世界领导权，目前尤其要关注印太地区，一个中国领导的世界跟现在肯定会很不一样；第二，太空作为卫星的阵地，帮助我们实现了很多美好的事，比如车载导航系统，但很多人不了解太空，比如太空垃圾，以及太空正在变得更加军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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