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9月底的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会上，华为把5G展台上的应用，从去年的十多个缩减到了四五个。

　　一个5G　VR线上演唱会项目被拿掉了，同时拿掉的还有一些被认为“潜力不足、不代表中国经济特色、过于小众的”项目。

　　从扩散走向收敛，华为正从上百个行业中总结大规模复制的方法，而目前被认为具备复制条件的行业暂时只有四个。

　　中国移动也从数千个项目中保留下来了360个，并计划明年再砍掉一些。

　　今年以来，5G大玩家们正在将做过的项目大刀阔斧地砍掉，比如5G远程手术、5G音乐会，筛掉了那些小众、实操性差、成本过高的应用，留下数不多的几个行业作为重点。

　　在商用两年之后，中国5G在数百个行业落地了数千个应用场景，5G的大玩家们——电信运营商、电信设备商一致认为，目前5G的应用就像“样板间”，而下一步的工作是通过大规模推广和复制，打造出更多“商品房”。

　　为此，5G大玩家潜入了矿山、港口、钢铁厂内，在更多偏远但足以支撑国计民生的行业，开始修建5G基站。

　　留给大玩家的时间紧迫，按照政策目标，2023年，大型工业企业的5G应用渗透率超过35%。

　　5G推广正在迎来关键的一年，大规模基建落地后，5G产业端应用能否铺开的关键落在了运营商、设备商身上。

　　一位来自中国电信的人士对经济观察报称：“样板间”的打造，有赖于政府的引导和投资，但是政府的推动只到这一步，相当于为中国5G做了一次试验和广告，后面能不能盈利，能不能大规模推广，就要靠通信产业和更多的传统产业了。

　　5G项目“大淘汰”

　　中国电信自拿到牌照以来，和近5000家客户建立了项目的关系。如今，中国电信集团从上千个项目中，保留360个项目作为重点，计划明年再砍掉一些。

　　上述中国电信人士发现，很多试点和应用都在追求一种新闻效应，并不具备普适和推广性。

　　例如办一场5G音乐会，看起来是个亮点，背后却需要几十个人保障网络，最终也没多卖出几张票。而利用5G传输高清音频、在线合奏，则简单可行地解决了因疫情导致音乐人无法现场排练的问题。

　　工信部科技司司长闻库曾公开表示，5G不是为了演示，而是为了使用，演示可以不惜代价，使用就需要考虑成本。

　　5G在医疗的试点，也经历了大量筛选。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主任卢清君表示，自商用开始，就与运营商、华为等展开探索，目前，分出了12大类适合采用5G的应用，包括移动查房、远程诊断、医疗影像等。

　　“我们并没有把远程手术纳入其中，虽然这块备受期待，试点反响很好，但是，这是建立在运营商花了巨大代价保障的基础上，成本太高，不适合推广。”卢清君称。

　　一位华为人士对记者称，要砍掉潜力不足的，不代表中国经济特色、过于小众的。一些高端制造的用户，比如中国商飞，也采用了5G网络，建造了仿真实验室、自动化巡检，可以对标国际上波音、空客的制造水平，两年下来已经商用。这些高端制造企业的应用已经达到了工业3.0、4.0的水平，但是，在中国的基数太小。此后，华为并没有对此分配更多的资源。

　　StrategyAnalytics无线分析师杨光表示，中国5G发展受国家产业政策影响较大，属于基础设施先行的模式。做个比喻，中国是先把路修好，再等车过来。基础设施先行带来一个问题是，运营商从消费者市场获取的收益还有很长的爬坡曲线，也就更有动力去探索其他行业的市场。但是，最开始，通信业并不知道5G究竟能用在哪，只能广撒网，把能想象到的行业都试一试。

　　GSMA（指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方面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运营商需要对现有的5G应用示范项目进行甄别，仔细分析是否有其他替代技术能够达到相同或者类似的效果，分析引入了5G之后效率是否得到大幅提升、效果是否得到大幅提升、成本是否得到大幅下降。

　　真正的5G在哪里

　　内蒙古包头白云鄂博的一座矿场，位置偏远，周围少有人烟，只有夜半几声狗吠。矿场内的设施三十年来几乎没有变过，数台矿车依然在运作，每台车配备几名司机，昼夜倒班。

　　从2019年开始，5G大玩家们向这里靠拢，三家运营商、华为、中兴来到这里，用一年时间做出了一块5G试验田。

　　和最初的想象截然不同，商用两年以后，在这些人口红利率先退潮的区域，5G得到了最踏实的应用。

　　这座矿场属于包钢集团，一位包钢集团人士称，矿区有30个岗位指标，但今年只招到了3个年轻的矿卡司机，一些老旧工种是最先遭遇退潮的，急需要无人化生产。

　　包钢集团希望做出一台无人驾驶矿车，可以远程操控、精准停靠、自动装卸，省去矿区的一部分司机。但要让操控过程中没有延时，必须有更高性能的网络支撑，5G恰好可以满足。

　　今年2月，华为首次成立了“煤炭军团”，规模200多人，是政企业务中人数最多的，战略上采用一种短链条的模式，这些人下沉到几乎所有煤炭大省。

　　消费业务受阻后，华为面临很大的经营压力，将政企业务作为重点，而5G煤炭是华为运营商和政企业务的一个交集。

　　上述中国移动筛选出的360个场景重点也包含很多矿区的应用。

　　杨光表示，5G在全球主要有三个驱动，无人、少人化，精益生产，数字转型，中国市场主要是第一种，发达市场的需求主要是后两种，例如对供应链的大数据采集、对产线的自动化跟进，本质上是精益生产、柔性生产。这种方向上的差异，已经超出通信业自身，背后是不同国家信息化建设水平的差距。

　　根据GSMA最新报告《全球移动趋势2021》，未来五年，电信运营商把制造、金融、零售、医疗、油气、农业和矿业视为连接服务以外最大驱动收入的七个行业。目前来看，在港口、矿山、油田、车间等场景的进展都比较顺利。

　　中国5G也在轻工业和高端工业上进行了探索。

　　华为方面称，在沿海一带，一些轻工业的龙头也试用了5G，但自动化水平高、态度开放、能精益求精的企业并不多，更多的是野蛮生长的企业，大厂对数字化陌生，对5G也没有明确的认识，管理上还需要补很多的课。小厂还在应对大环境的冲击，挣扎在温饱线上。

　　煤炭代表的重化工业则不同，一方面他们在中国经济中占据重要比重，另一方面又逢转型之时，需要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盘活传统产能，5G正好发生在转型的关键节点上。在使用5G技术上，大量的重化工企业的头部企业，有预算，也有实际的需求支撑5G落地。

　　一位华为人士对经济观察报称，当下对于通信厂商，煤炭生意是非常有盈利前景的；以大集团为主且市场集中，从点到面，适合大规模复制。在基本确定方向后，各省分公司的战略，就是围绕着当地支柱产业去做。

　　大规模落地的关键时期

　　杨光表示，2022年会是5G的关键之年，那些不计成本的“样板间”消失后，剩下的项目就看能不能实现商业化的运营，大规模复制。

　　中国电信人士称，对筛选出的应用，运营商要把量做上去，通信的盈利在于规模效应，但5G的特点是长尾，试点中的5G是高度定制化的。下一步，运营商要归纳不同的行业，实现一套标准化的方案，至少要形成一个技术的组合，若客户有进一步的需求，就在组合基础上附加内容。如果允许，可以做成一套工业的流水线，甚至是OEM模式。

　　GSMA表示，当前，产业需要更成熟的行业模组和终端。中国发展TD-SCDMA和TD-LTE的经历证明了，只有终端的成熟和规模发展，才能促进成本的下降，从而促进整个产业的繁荣。

　　在差异中寻求共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GSMA对此表示，要制定相应的标准。第一，要考虑对重点行业的5G典型应用场景制定相应的标准，第二则要考虑对通用于各行业的5G应用场景制定相应的标准。标准化是规模化的基础，只有标准化才能实现规模化。

　　内容不只是技术的标准，也有商业的，上述中国电信人士称，集团试过流量收费，但在传统企业中行不通，他们更愿意买设备，一次性的采购。这其中有观念和惯性的因素，不同地区企业接受的程度也不同。运营商自身对服务并不是很精通，未来，要向互联网的、一些更新锐的企业学习。

　　协作与角色变化

　　这些面向“井下”的生意颇为复杂。

　　一位华为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一座封闭式的矿井，如果想进行改造，需要先采购大量的设备，通风机、采煤机，瓦斯探放、皮带输送，再将设备联网，要布基站，再将设备与通信模组集成，这一切要在下矿前完成。多方模拟井下环境，低温、辐射、大风，让设备适应和运转下来，最后下井部署。下井的时间不能过长，因为绝大部分矿井是昼夜不停的。

　　这其中，网络、频谱需要依靠运营商；通信设备要定制，怎么把客户需求转化成技术，则更多靠华为等设备商；但是在终端应用上，没有当地的企业配合，谁也无法下井，往往长期服务煤炭的系统集成商才有井下资质。

　　4G时代的链条相对简单，运营商向设备商采购基站、建设基站、向移动用户卖套餐即可。而5G的技术特性和应用场景决定了其落地需要运营商、设备商、系统集成商、企业用户的通力合作。

　　从服务看，运营商和设备商提供ICT产品的设备和服务，包括网络、云、边缘机房，系统集成商要提供基础的硬件，包括采矿机、传感器、摄像头。如有另需，还要加入一些软件厂商，提供智慧挖矿软件、操作系统等。

　　与4G不同，运营商并不再是唯一的核心角色，设备商、系统集成商的重要程度不断提高。

　　一位中国移动人士对记者称，过程中，运营商开始感到一种微妙的角色变化，5G的定制化需求非常高，需要根据工况、场景作出针对性地调整，这方面的能力，运营商是不如设备商的，甚至有些依赖设备商。

　　一个现象是，和客户谈生意，签完合同之后运营商走了，客户会让设备商单独留下详谈，这个细节会让运营商有一种紧迫感，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

　　运营商在4G时代卖网络，让互联网、短视频公司赚取了流量的红利，它们被外界称为“管道生意”，5G时代，移动市场饱和，行业红利减退，但另一边，中国5G基站数占全球70%，背后主要是运营商的钱，2020年三家运营商的资本开支超过3000亿元，运营商迫切需要从5G的政企市场赚钱。

　　杨光表示，但是，2B和2C业务的不同是，它指向的是一个长尾市场，细碎零散，不同垂直行业有着高度定制化的需求，需要更灵活的商业，对服务商的技术能力要求也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