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雾霾几乎成了北京的代名词。但近几年，北京的蓝天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在各类媒体上刷屏，到了今年，“北京蓝”几乎成了一件司空见惯的事。

　　数字也印证着人们的感受。北京市环保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2017年，北京市PM2.5浓度逐年下降，2017年PM2.5年均浓度为58微克/立方米，全年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达到62.1%。今年1～9月，PM2.5平均浓度更是降到50微克/立方米，达到历史同期最佳水平。

　　雾霾减少，蓝天增多，天的帮助固然重要，人的努力更是必不可少。

　　北京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由来已久。早在1998年，北京就将大气污染治理作为环境保护的重点，连续制定并实施了16个阶段的大气污染控制措施。到2013年，根据《大气十条》的要求，北京提出了以防治PM2.5污染为重点的《北京市2013—2017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在这五年间，聚焦PM2.5污染问题，北京市以压减燃煤、控车减油、治污减排、清洁降尘等为重点，多措并举，终于取得了“看得见”的成效。

　　然而，大气污染的治理绝非一城一地之事。从北京最新PM2.5源解析结果来看，区域传输对北京PM2.5年贡献率约为三分之一，且随着污染级别增大呈明显上升的趋势，在重污染日，这一数字能达到55%～75%。

　　京津冀同处环渤海核心地带，在同一地理区位和大气环境条件下，大气的流动性使得区域内各地的大气污染呈现明显的区域性和交叉性，污染来袭之时，区域内任何一座城市都难以独善其身。

　　区域协同，无疑是北京乃至整个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协同治理成效初显

　　总面积占全国2.3%，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8.1%，GDP占全国总量10.2%，京津冀地区是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经济增长极之一。但同时，这里也是全国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最尖锐、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区域。2013年环保部检测的74个大城市中，空气质量最差的10个里京津冀三地占了7个；2017年国务院确定的京津冀及周边的“2＋26”城市在2016年PM2.5平均浓度比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均浓度高出65%，其中15个城市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超过30天。

　　这一状况，使得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成为了我国保卫蓝天的主战场，而其战果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整场战役的成败。为了打赢这场战役，2013年10月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等六省区及环保部等七部委联合成立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2015年河南加入。2017年，环保部又根据大气污染传输规律，将京津冀晋蒙鲁豫等省区的26个城市确定为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即“2+26”城市，作为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

　　化解过剩产能，加强散煤、机动车污染治理，整治“散乱污”企业，开展最严环保执法……协作机制建立以来，七省区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共同推进各项措施，实现了区域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有效削减。

　　此外，“2+26”城市还形成了成熟的空气重污染应急联动机制，在统一重污染天气预警分级标准的基础上制定并完善应急预案、细化应急减排措施，按照环保部预测预警建议共同提前启动重污染应急措施，共同遏制区域重污染天气的不良影响。

　　经过5年的努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总体成效显著。2017年，区域内70个城市PM2.5年均浓度为55微克/立方米，与2013年同比下降37.2%。

　　“实践证明，加强区域联防联控，符合大气污染传输扩散、区域间相互影响的规律，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十分有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首席科学家、原副院长柴发合对前一阶段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成果表示了肯定，但同时也指出，目前大气污染治理形势依然严峻，要赢得更多蓝天，还需要各地进一步深化合作。

　　今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迎来了全面升级。7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调整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担任组长。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污染防治工作由此进入了一个领导更权威、组织更严密、决策更科学、统筹更有力的新阶段。

　　在前一阶段治理取得丰硕成果之后，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已然进入攻坚期。而要进一步从根本上攻克这一地区大气污染频发的问题，就无可避免要更深入地触及影响一方环境的两个根本性因素——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

　　产业协同的同与异

　　区域整体产业的布局优化和结构升级是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重要突破口，更是实现整个地区大气环境持久改善的治本之道。对于京津冀地区而言，以国家战略高度出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正为这一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描绘了蓝图、提供了机遇。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部署中，北京作为全国的“四个中心”以发展高精尖产业为主，天津重点打造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和现代制造业中心，河北则承接北京、天津的产业功能转移。其中，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牛鼻子”。

　　所谓区域产业调整，并不是将北京的污染变相转移出去，而是要让区域整体的产业结构和空气质量一同实现优化。2015年1月，时任北京市长王安顺在北京市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专题座谈会上强调，从大局考虑应把三省市看成一盘棋，利益共享，“北京污染企业一个都不转，就地关停，不能不负责任地把污染企业转给河北、天津，不要说人家不要，想都不应该这么想，本来空气就是区域性的，光北京好了，转到河北，人家接受了，最后污染一阵南风又回来了。”

　　京津冀一盘棋，一子落错满盘皆输。“产业转移绝不是污染转移。”谈及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柴发合认为，只有在转入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许可、技术升级使得排污控制能力有效提升的前提下进行产业转移，才能成为促进区域产业升级和改善区域整体空气质量的绝好契机。

　　建设产业转移承接平台是京津冀三地为实现产业的科学有序转移而联手进行的一项探索。位于河北廊坊的固安工业园是较早开始承接北京企业外迁的产业园区之一，2015年以来已有数百家北京企业迁到这里。不同于简单的“搬完了之”，企业借搬迁之机升级改造，从而控制能源资源消耗、降低成本、减少污染的情况在这里比比皆是。华盾雪花塑料（固安）有限责任公司就在其中。

　　华盾雪花塑料公司的前身是曾经大名鼎鼎的北京塑料四厂，厂房搬迁之前位于北京南四环。曾几何时，工厂的十多幢厂房昼夜不停歇，经济效益虽然喜人，但生产带来的噪声和空气污染给周边居民带来了极大的困扰。2014年初，华盾雪花塑料公司的主体厂房启动搬迁，在固安建设新基地。搬迁后，企业引进了世界先进生产线，并利用现有资源改进工艺流程，使生产过程无污染化，成功实现产业升级。

　　像固安工业园和华盾雪花塑料公司这样的实践近年来在京津冀多不胜数。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三地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的合作不断密切、产业对接不断深入。但与此同时，三地区域功能定位、产业结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化，仍是当下这一区域的基本特征。

　　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这些差异也意味着“一刀切”的模式是行不通的。从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北京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天津处于工业化的高级阶段，河北处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北京由于第三产业占比超过80%的产业结构，大气治理相对容易。相较之下，第二产业比重高达48%的河北，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仍然很高，发展煤电、钢铁、焦化和化工等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目前仍是其利益所在。

　　差异面前，因地制宜、对症下药，才是治本之道。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建立5年之后，这一区域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也正在向精细化转变。

　　去年，中央安排财政资金7亿元左右，启动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目，组成28个专家组分别赴“2+26”城市开展“一市一策”跟踪研究，开展精细化来源解析，提出可操作性强的城市大气污染防治综合解决方案和区域总体解决方案，为各地精细化治霾提供有力支撑。

　　同时，各地也在根据自身特点，进一步细化、明晰治理重点。譬如北京，大气污染的来源及特征已从工业污染为主转换到了以城市运行和生活来源为主，未来三年重点防治领域将聚焦于柴油货车、扬尘、挥发性有机物等；而对于河北来说，工业污染尤其是钢铁等“两高”行业的污染仍是其污染的主要来源和治理重点。

　　生态环境部今年9月发布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中，也明确表示不规定钢铁、建材、焦化、铸造、有色、化工等高排放行业的统一限停产指标，由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制定错峰生产时间。这与去年同期方案中针对重点钢城实施限产50%、电解铝厂限产30%以上、氧化铝企业限产30%等规定形成鲜明对比。

　　“《行动方案》要求因地制宜地根据空气质量情况，制定错峰生产时间，是切合实际的设计，体现了差别化治污、总体最优的污染控制思路。”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如此对媒体表示。

　　能源发展的绿色明天

　　初冬的张北，坝上“风光”正好。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张北±500千伏多端柔性直流电网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

　　这一工程于今年2月开工，等到2020年建成后，将把张北的风力、太阳能等清洁能源转化成的绿色电力经由延庆源源不断地送入北京。绿电的输送，不但将为沿线城市的产业发展提供清洁可靠的电力供应，也将为京津冀地区整体的能源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近年来，京津冀地区能源结构由“高碳”转向“低碳”的趋势正日益明显。

　　能源是一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能量之源。京津冀地区能源结构长久以来以传统化石能源为主，尤其是煤炭，曾为这一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但近年来，煤炭、特别是煤炭的粗放使用，却越来越被认为是这一地区雾霾频发的罪魁祸首。因此，压减煤炭消费总量、实施清洁能源替代、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早已成了这一地区产业升级转型、能源结构调整的当务之急。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成立以来，各地都将煤炭治理列为污染治理的重中之重，并做了大量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2014～2017年京津冀晋蒙鲁豫七省区共淘汰小型燃煤锅炉21.9万台，压减煤炭消费总量6900余万吨，“2+26”城市完成“煤改电”“煤改气”470多万户。今年新鲜出炉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又进一步给出了2020年采暖期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平原地区基本完成生活和冬季取暖散煤替代的任务要求。

　　北京地区的煤炭整治工作以“煤改电”为主。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企业的高效履责和民众的热情响应，北京“煤改电”工程从2002年推行以来成效卓著。到今年，北京“煤改电”用户总数将超过120万户，平原地区“无煤化”的目标基本可以实现。

　　天津和河北的煤炭治理进程也在不断加快。按照计划，天津今年完成散煤替代19万户，2019年10月底前基本完成散煤替代工作；河北今年替代174万户，2019年10月底前基本完成北京市以南、石家庄市以北的散煤替代工作，基本建成京津保廊石平原地区“无散煤区”。

　　在各方共同大力整治煤炭污染的努力下，京津冀地区能源消费升级成绩斐然。而与此同时，能源供应的清洁绿色，也为区域能源结构的全面转型助力良多。

　　目前京津冀地区已经具有不错的清洁能源供应基础。区域内已形成陕京和西气东输管道气、海上LNG、大唐煤制气等多元气源结构，未来还将有中俄东线天然气供应。电力供应在此区域也十分充足，内部支撑电源供应稳定，区外则有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多个西电东送电源点；此外，区内和周边还有张家口、承德、锡林郭勒、赤峰等4个可再生能源基地，清洁能源禀赋富裕，能源转型具有良好基础。

　　2017年11月，京津冀三地发改委联合发布《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提出要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并提出八个方面的协同要求。其中，在能源绿色发展协同方面，计划强调要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并特别提到要打造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和崇礼低碳奥运专区。并计划到2020年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占终端能源消费量的比例达到30%，同时优先安排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上网，使之成为京津冀地区能源供应的重要来源。

　　张家口地区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已开发和规划开发的新能源装机规模巨大，到 2020年将有20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的送出需求。据悉，为进一步满足这一地区不断增长的新能源汇集与外送需求，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在“十三五”的后三年计划投资200多亿元，建设张北柔直工程、张北—北京西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及多项500千伏交流工程。这些工程不但是京津冀能源绿色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还将全面支撑2022年冬奥会赛区电力的绿色低碳供应，为“低碳奥运”保驾护航。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时间轴上，北京与张家口联合举办2022年冬奥会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刻度。“低碳奥运”理念的践行，不仅将是2022年冬奥会的一大亮点，也将推动京津冀携手走向一个天空更加碧蓝透亮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