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能源革命蓬勃兴起，其中以电为中心、以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为主要特征，深刻改变着世界能源格局。

　　能源最有效、最安全的利用方式就是转化为电能，并通过大电网实现优化配置、高效传输和便捷使用。

　　《2018“一带一路”电力国际合作展望》（下称“报告”）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再生能源装机增长潜力巨大，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估算，2030年“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约19.4亿千瓦，其后十年内将再新增26亿千瓦。按照巴黎协议的碳减排目标所规定的目标期限，2030年“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预计发电量可达3.5万亿千瓦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推进，日益重视生态与环保，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各国共识及方向。中国，必将用可再生能源增量领跑全球。

　　需求多潜力大

　　报告认为，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电力需求会保持高速增长，预计到2020年，沿线国家的发电量将比2016年的约51890亿千瓦时增长70%。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卞永祖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很多是发展中国家，电力短缺是常态。而且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化程度比较低，国家要发展，电力是最基本的基础设施，需要进行大量投资。因此，电力增长潜力非常大。70%是很客观、保守的估计。”

　　“一方面，内陆国家经济发展比较滞后但潜力非常大，在经济起飞阶段，基础设施缺口大，能源消耗需求高。另一方面，随着碳排放要求的推进，发达国家在技术以及模式方面迅速转型，碳排放逐步减少，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主要会聚焦经济增长比较快的国家，避免其走过去的老路。另外，世界上有10亿人没有解决用电问题，非洲将近5亿，印度将近3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缺电量很大，又要减少碳排放，因此要发展可再生能源，减少化石原料的使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义桅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说道。

　　而且，德勤中国能源与资源行业主管合伙人郭晓波表示：“就能源与天然资源而言，虽然未来煤电仍是沿线国家电力供应的主力，但是鉴于煤电项目潜在的搁置风险和当地法规变化的影响，煤电项目的风险将日益增加。

　　加之多重因素的影响，煤电的市场空间也在不断减少，在EIA的展望情景中，2012年全球煤电装机比重为40%，到2040年可能下降到29%，发电量从2012年的8.6万亿千瓦时增加到2020年的9.7万亿千瓦时再到2040年的10.6万亿千瓦时。

　　随着可再生能源和储能技术的进步，使得其发电成本迅速下降，甚至可与传统化石能源竞争。因此，众多国家积极地规划可再生能源项目。

　　与此同时，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电力项目合作也日益紧密。2016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电力投资总额达76.55亿美元，较2015年增加两倍以上，其中水电和清洁能源占比最高。

　　据统计，目前多个可再生能源企业在海外开展了可再生能源投资并购、基地建设等工作。以光伏为代表，近年建立的海外组建厂和生产基地超过20多个；新能源海外项目融资模式正在发生变化，EPC总包能力不断加强、规模逐渐扩大。

　　“中国电力呈跨越发展。首先，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中国电力行业积累了很多经验，比如在解决短缺问题方面，通过火力、水力、核电、风力、太阳能发电多种方式来化解。其次，发电企业在解决电力短缺过程中培养了很多技术，致力于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发展高质量发电企业。第三，中国提出电力互联网的概念，引领世界电力发展趋势。”卞永祖对记者说道。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说：“中国电力企业设备全球最便宜，具有很大的优势，技术也很先进，另外，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电力项目合作有政府做强大的支持。”

　　据了解，“一带一路”国家中，欧洲、印度和非洲地区的可再生潜力居于前列，这与当地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需求相契合；其次是东南亚、日本和中东地区。通过“一带一路”能够把中国的电力强国技术带到全球，造福世界。

　　北京大学产业经济学系主任、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曹和平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方面，投资占全世界的1/3以上，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市场的消费和供给能力也处于领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有能力、资金、技术支持，若能调整好国际间的金融政策，项目合作会更顺畅。”

　　显然，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技术已经成熟，装备制造成本也不断降低，成为增长最快的发电形式，未来可再生能源发电会成为发电主体。

　　机遇风险并存

　　德勤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许思涛分析认为，除了关注可再生能源绿地项目，中国电力行业海外并购也一直将可再生能源作为重要目标资产。2017年，中国电力行业的海外并购交易中，有半数项目以可再生能源资产和企业为标的。中国电力企业在海外进行收购主要有两种目的，一是为了学习海外企业的先进经验、技术和标准，二是选择优质项目进行财务投资。因此，沿线国家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潜力巨大。

　　卞永祖表示，并购有利于满足当地国对电力需求的提升要求，适合其快速提升电力发展水平，能够实现互赢。

　　“一些海外企业发展不是很顺畅，要么缺资金，或者缺技术。中国企业对其并购，是双赢的结果。”曹和平对记者分析称。

　　具体而言，报告建议，电网国际合作可考虑优先开展与周边国家的跨境联网和输电项目，小范围实现跨境电力消纳和供需平衡。在“一带一路”欠发达地区推动电力互联互通项目，开拓EPC和BOT市场，打造“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中国建设”的整体解决方案，同时跟踪境外优质电网资产并购机会。在欧洲、南美等“一带一路”外延区域，其电力资产可以在规范、透明的监管框架下实现稳定回报，对中国电网企业也颇具吸引力。这些国家出售电网少数股权，进行私有化，为中国带来收购机会。

　　不过，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合作，各方面的不同也影响进程。

　　“海外投资，法律、理念以及生活习惯都不同。”曹和平对记者说，走出去刚刚开始，企业要能够控制综合性风险。

　　卞永祖表示，电力企业是基础性行业，在国家中的地位比较重要，因此，首先，国家之间要加强政治磋商，建立良好的关系，加强互信。其次，我国电力发展有自己的标准，走出去企业要与国外加强沟通、宣传。另外，电力行业投资大、周期长，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不稳定且汇率波动大，企业要控制好金融风险。

　　也有分析称，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广泛存在于一带一路国家，中国应该将可再生能源作为“一带一路”发展的建设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并建立相应的政策机制和平台重点支持。其中亚和非洲未来潜力非常大，需要加强战略对接和合作。另外，中国企业特别需要加强包括文化、管理等多方面软实力建设。

　　总之，以“一带一路”国家为重点，推广应用特高压技术，加快电网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推进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对于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可靠供应，带动装备产业走出去，实现与周边国家合作共赢、和平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