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全球气候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欧美债务危机、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世界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加，能源转型面临各种挑战。从主要国家来看，美国页岩油气快速发展，能源自给率上升，可能会成为影响世界能源利用最终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阻力。据统计，2018年1月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达45.5%。但是，德国等欧洲国家虽然是低碳经济和能源转型的发源国，其经济体量和能源规模相对较小，对全球能源转型的推动力有限。与此同时，中国也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结束了近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未来将加速推动能源投资转型。

　　全球能源形势研判

　　由于全球经济增速下滑，世界能源需求总量增长持续放缓。国际能源形势发生较大变化，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世界能源供需结构加快调整。2005-2015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年均增速为1.8%，2016年增速只有1%。其中，美国能源消费量负增长，2005-2015年年均增速为-0.3%，2016年为-0.4%。中国能源消费虽然保持增长，但增速大幅下降，2005-2015年年均增速为5.3%，2016年降到1.3%。中国和美国能源消费量占全球的40.1%，中美两国能源需求的减缓对全球能源增速放缓具有重要影响。受需求影响，全球能源供应出现不同程度的宽松和过剩，2016年石油供应增速也低于近10年的平均值，全球煤炭消费同比下降1.7%。

　　在需求放缓过程中，全球能源结构正在向清洁化方向发展。一是天然气生产与消费呈现双增长格局。2016年，天然气在全球能源消费量中的占比达到23%。其中，美国和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2005-2015年，美国天然气生产和消费年均分别增长4.1%和2.2%；中国天然气消费增长了15%，2017年冬季还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气荒”。二是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虽然可再生能源规模不大，但发展速度快。中国在非水可再生能源和燃料方面的投资排名居世界第一，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特别是风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均居世界首位。

　　第二，美国能源独立改变了世界油气供应格局。美国是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其石油消费占世界石油消费总量的20.3%，在页岩油气等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支撑下，油气产量稳步上升。2006-2016年，美国石油产量在全球的占比从7.7%提高到12.4%，天然气产量从18.2%提高到21.1%。若保持这个增长速度，美国将在2025年左右超过中东成为最大的油气供应区。这意味着世界油气生产将由中东为主向美国为主转变，供需格局将出现中心重合的局面。“能源独立”使美国的战略重心有所调整，未来美国与其他油气供应国的贸易伙伴关系也会受到影响。

　　第三，欧洲国家率先进行能源转型，但由于经济体量小，对世界能源转型的推力有限。20世纪末，英国就先于其他国家提出发展低碳经济。2015年，德国和英国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分别为13.8%和11.3%左右。丹麦、芬兰、挪威等北欧国家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已达到50%以上，大大领先其他国家。但是，这些国家经济规模和能源生产与消费总量均较小，对全球能源转型的带动力有限，全球能源转型还要看美国与中国这两个经济大国和能源大国。

　　第四，中国结束能源高速增长期，能源转型稳步推进。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主要是依靠本国能源供给实现的。其中，煤炭工业发展对稳定能源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资源国，煤炭探明储量分别占全球的22.1%和21.4%。但中国的煤炭产量和消费量高度集中，占全球的比重分别达到46.1%和50.6%，是世界的煤炭生产和消费中心。鉴于中国没有油气资源优势，中国能源转型的理想方案是将石油和天然气作为短期内替代煤炭的过渡选择，最终稳步推进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中国能源转型路径选择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推动绿色发展，这指明了能源转型的方向。其基本路径应该是充分挖掘节能潜力、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提高天然气消费比重，推动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建立与能源供需格局相适应的高效油气和电力输配网络。转型宜分步实现。

　　第一，减少煤炭，增加天然气消费。煤炭至今仍是中国的主体能源，2013年中国煤炭消费达到峰值，已经进入了主动“以气代煤、以电代煤”的洁净使用煤炭和减少煤炭使用的能源转型“初级阶段”。同期，美国进入石油消费“峰值期”。欧洲天然气消费似乎也进入了“峰值期”，可再生能源加速发展。

　　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中，天然气被定位为“转型过程中的主体能源”，主要原因是考虑到中国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中国天然气价格是同等热值煤炭价格的3-4倍，增加天然气消费受到了经济性的约束。

　　第二，发展可再生能源，鼓励关键技术突破。现阶段能源转型的大趋势是清晰的，但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发展风能和太阳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必然要伴随着大规模技术进步。目前来看，虽然可再生能源的规模上去了，但“不连续的低密度”的技术瓶颈并没有解决。关键是储能技术要有重大突破，当电池储能可以大规模使用时，风能和太阳能将会成为“稳定的连续的”电力来源，化石能源最终将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积极实施电能替代，加快发展新能源电力。从能源消费角度看，电能是一种最方便、最容易控制和转换的能源形态，是最现代化的动力；从使用效率和覆盖面看，电能在终端设备的利用效率比其他能源的效率都高，电力网络具有覆盖范围更广的优势；从污染排放看，相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电力在终端使用上具有零排放的特征。电力产业发展将引领全球能源转型。

　　稳步推进电能替代，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以电代煤”。研究显示，中国煤炭“散烧”数量高达8亿吨左右，这是造成近年来大范围空气污染、严重雾霾的主要因素之一。二是“以电代油”。主要包括工业锅炉电气化、餐饮服务电气化、交通出行电气化和居民生活电气化。大力实施清洁能源替代和电能替代，推进能源系统的综合优化，转变用能方式和习惯，是现实而迫切的举措。此外，电能替代将进一步扩大电力消费，可以缓解中国部分地区当前面临的电力消纳与系统调峰困难。

　　未来中国能源投资方向

　　在能源转型不可逆转的大背景下，传统石油公司都在寻求突破之法和生存之道。例如壳牌石油公司转型天然气上下游一体化公司，并通过并购方式成为欧洲最大的电动汽车充电服务公司。这些行动为中国能源企业战略转型提供了借鉴。

　　第一，节能增效投资。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不高，浪费严重，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传统能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大气污染，解决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

　　节能产业也被视为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如蓄热式燃烧技术方面的创新，可以应用于钢铁、有色、石油化工、煤化工、有机及金属固废处理、火力发电等重要工业领域，实现从源头上大幅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或消除大气污染物排放、降低原材料成本及产品生产成本，值得投资推广。此外，商业模式创新实践也必不可少，主要体现在从过去单一的技术推广和工程技术服务（如承揽咨询、设计、销售节能设备）的模式，转变为以集团参股、控股、合同能源管理、融资租赁、产业基金等方式，来快速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加强市场力量，促进技术升级。

　　第二，新能源投资。在油气资源发展过渡期后，新能源将成为中国能源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一是新能源具有环保优势。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具有绿色、低碳、无污染、可再生的特性，大规模开发利用新能源，提升新能源比重，可有效弥补传统能源消费模式缺陷，促进能源结构转型，降低污染排放，实现经济的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二是新能源与化石燃料的成本差距正不断缩小。目前，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技术的开发应用已成为各类能源中发展最为快速的热点领域，成本不断下降。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2015年初发布《2014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报告》指出，即使抛开新能源补贴或油价下跌的影响因素，生物质能、水能、地热能和风能发电成本已可与传统的煤、油、气等化石燃料发电相竞争。资料显示，在无财政支持的背景下，最具竞争力的公用事业级太阳能项目的电力价格达到0.08美元/千瓦时，单个风电项目发电价格为0.05美元/千瓦时，而化石燃料发电厂的电力价格介于0.045-0.14美元/千瓦时之间。三是中国新能源在资源和技术上具备大规模快速发展的条件。资源方面，中国陆上80米高度、风功率密度超过150瓦／平方米的风能资源潜力约20万亿千瓦时，太阳能资源潜力超过85万亿千瓦时。技术方面，中国风电技术发展迅猛，2020年具备平价上网的条件。太阳能光伏发电和光热发电技术近年来在材料、电池、联合优化运行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按照当前的研发进展，2020年光伏发电成本将降至0.6元／千瓦时，具备平价销售的条件。这些都将为新能源投资带来市场价值。

　　第三，注重改善投资效率。众所周知，如果没有投资，就不会有创新和升级，收入和消费增长也将大受影响。中国应该在提升消费的同时，更加注重改善投资效率，从而让投资支持生产率的提高、就业岗位的创造以及工资的增长，这些都是支撑国内消费的必要条件。因此，当前需要解决好供需失衡、杠杆率过高和产能过剩等问题，立足本国市场；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鼓励企业利用好国际市场，占领全球能源转型的制高点。最重要的是，中国能源投资应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做好“负面清单”管理，让位于市场，真正提高投资效率，鼓励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创新，做强做大能源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