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年起，“工业4.0”这一名词就开始以多米诺骨牌般的魔力效应从德国席卷至了全球各个制造业大国， 而中国版的工业4.0——“中国制造2025”战略从2015年正式提出开始就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2015年3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两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次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旨在实现中国成为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此后，“中国离工业4.0有多远”，“中国制造2025’对接‘工业4.0”等问题就频频成为了制造业关注的话题。

　　近日，英中贸易协会和英国贸易投资总署联合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报告”，旨在帮助英国企业了解这一战略并阐述英国企业在该战略中潜在的商业机会和新的合作领域。

　　英中贸易协会中国区总裁鼎杰夫（Jeff Astle）在发布会前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他表示，虽然“中国制造2025”和德国乃至全球的“工业4.0”的战略目标有些相似，但两国的实现方式都是毫不相同的，中国的战略更像是一种指南，更为的实际和系统化，“是实实在在写在纸上”的战略。

　　澎湃新闻：中国制造2025离全球的工业4.0有多远？

　　鼎杰夫：中国有着很大规模的工业基础，在很多年里，中国在制造业的一些领域里已经成为了全球的领导者，但在另一些领域，中国却在落后于世界的一些领导国家，比如德国、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已经位于制造业上游的国家，他们已经度过了目前中国正在进入的这个阶段——向价值链上游转移。这一阶段意味着要投资人才和设备，着眼于效率、生产力和高质量的制造，也意味着调整制造业结构和运作流程，将追求数量和经济规模的企业模式，转变为更有竞争力的，分散的供给链，这样每个个体都可以在之中增加价值，这就是中国要经历的转变。

　　因为中国已经具有非常坚固的制造业基础，所以中国可以很快地完成这种转变，所以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是不是具有这种转变的能力，而是需要一个过程。

　　工业4.0在全球许多国家都在进行，这是一个概念，对他们来说，更像是另一场工业革命，更着眼于用户化，供给链效率最大化等等，所以我认为这和中国的战略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中国制造2050更像是一个由政策引导的倡议，一种战略指南，政府和企业从中起到领导作用。德国的工业4.0是一种雄心壮志的，但中国的战略更为的实际和系统化，规定了具体的领域和重点，关于要做的事情是实实在在写在了纸上。所以，两个战略的目标的确是有些相似的，但两国的起点以及实现目标的方式都是有所不同的。

　　澎湃新闻：为了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目标，中国将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英国能为中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鼎杰夫：我想中国面临的大型挑战可能会有两三个，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工业）结构改革，中国需要开放行业接纳更多参与者，降低大型国有老旧企业在规模经济和产量上的一味重视，转而重视效率、质量和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这可能会花费一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还有着其他的挑战，比如人力资源的问题，中国并不缺少人才，我认为挑战在于如何招聘和挽留住优秀的人才以及人才的多样化，人们需要重新调整、培训和聘用，高效地利用人力资源。

　　英国已经度过了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的这一阶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曾有许多着眼于产量的大型工业企业，而现在更多的是中型规模的企业，更着眼于创新、效率、质量和生产力，并向价值链上游转移。我想我们能为中国提供的有两点帮助：1，通过合作帮助中国（在转型过程中）保持轨道不偏离；2，我们能提供技术、秘诀、体系，来帮助中国投资。

　　英国的优势在于科研能力，应用研究，善于把一个概念变成一个产品，并将其带入市场，而中国的优势在于纯粹的科研水平，实验室科学能力，我们可以通过合作将我们的优势最大化，创造出商品化的产品。此外，英国在检验验证、标准控制、鉴定方面是世界的领导者，我们可以帮助中国公司更加走向全球化，英国领先全球的教育水平也可以帮助中国公司员工进行再调整和再培训。

　　澎湃新闻：中国的制造业目前正在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的问题，英国有何经验可以分享？从产能过剩角度，您如何看待中国和英国前段时间在钢铁价格问题上产生的争议？

　　鼎杰夫：英国也经历过产能过剩的阶段，但中国现在的情况和英国曾经面临的不太一样，虽然根本的问题是一样的——供求不符。在上世纪70年代，我们的一些行业，比如煤炭业、纺织业和汽车制造业就经历了这一阶段，我们有着巨大的生产能力，但我们却无法与世界上一些注重产量的国家竞争，比如中国。所以我们必须进行转型，分割这些工业，转向高效率为目标，更着重于全球的供给链，变得更国际化，而不是只着眼于国内和周边市场，必须重视创新和人力资源，才能保持领先，这个过程花费了一代人的时间，从上世纪70年代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一直到90年代，2000年初，一代人都因此改变了。

　　在钢铁工业上上，英中两个国家都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问题，从中国经济规模的角度来说，中国的问题会比英国的更大，甚至坦白说，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大。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正在导致全球物价下降，但英国因为它的工业规模更小更分化，在消化物价下降问题时的应变能力更差，所以英国受到的挑战将会更激烈，更直接。其实中国也面临着挑战，甚至从人口数量上说挑战更险峻，比如产能过剩和就业压力，但中国吸收消化挑战的能力将会比英国好一些。

　　所以我认为不能因为这种问题互相指责，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英国的想要的是一个公平竞争，互惠互利的环境，根据中英需求的数量进行产能重新调配。

　　英国和中国之间绝对需要通过合作来解决这一问题，也是唯一途径，我相信我们能很快获得进展。

　　澎湃新闻：有人说，中国如果要度过这一转型阶段，就将面临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减速，英国在华企业将会如何面临这一问题带来的挑战？

　　鼎杰夫：我同意这一说法，我也不认为，“中国制造2025”是解决中国经济减速的途径。我认为“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在面临一个长期的经济减速时的必要的反应措施，也是中国向价值链上游转移时的需要，还是中国为了发展成为繁荣社会，实现经济多样化，寻找全球市场的一种反应。而且，我认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并不是一种减速，而是一种转型，这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都需要经历的阶段。随着中国经济变得更多样化，它就需要和外国企业更多的合作，或者吸收更多来自外国企业的投入，在过去的十年里，英国和中国在汽车制造业，科技领域、工业设备行业、航空领域都合作得很好，随着中国经济的多样化，我们在医疗设备行业、卫生健康服务行业、金融服务行业的合作也都在增长

　　澎湃新闻：英中贸易协会近期发布了一项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报告，有评论指出，西欧国家在这一倡议上的表现远不及东欧和中亚国家积极，英国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鼎杰夫：我认为，英国或许是所有西欧国家中在一带一路战略合作上最为积极的国家，东欧国家的确相比西欧国家更为的积极，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对他们来说，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等方面有着直接或者立即的影响。而我们的角色是相对间接的，比如和中国一起在第三方国家展开合作，重点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法律服务、金融服务、审计服务等领域。所以在一带一路合作上，我们只说中国和英国是不确切的，而应该是英国和中国以及第三方国家，事实上目前英中之间已经有很多项目正在进行当中了，有政府间的合作，也有工商业协会比如英中贸易协会和政府间的合作。英国历来都有着悠久的国际贸易传统，我们虽然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但我们从来都放眼全球市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在一带一路战略上采取先行一步的积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