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委员会本月初发布公告称，正在调查亚马逊在电子书销售领域可能的反竞争行为，至此，欧洲对反垄断的热情似乎已经达到白热化。苹果、谷歌和Facebook都已成为欧盟调查的目标，而亚马逊目前至少是三起调查的重点。

　　欧盟竞争专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想让人们相信，这么多美国高科技公司成为调查目标只是巧合。她本月告诉彭博社：“这只是反映了美国拥有众多强大的公司，它们影响了其他地方的数字市场。”

　　但即使如此，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不是欧洲形成了这种创新氛围，从而涌现这些取得巨大成功的科技公司？

　　换句话说，为什么没有美国监管机构对欧洲高科技公司发起调查，针对它们在市场中的主导地位提起诉讼？

欧美差距加大

　　纽约大学法学院反垄断和知识产权访问教授斯科特·亨普希尔(ScottHemphill) 指出：“很少有欧洲高科技公司，在美国拥有值得一提的市场力量。所以它们没有得到美国反垄断机构的太多关注，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一个鲜明的对比是：美国目前市值最大的10家公司中，有三家是过去半个世纪创立的高科技公司：苹果、微软和谷歌。而欧洲市值排名前10的公司中，没有一家这样的公司。

　　然而，如果这个世界还有那个地区在科技实力上能与美国相抗衡，这非欧洲莫属。欧洲拥有众多一流的大学，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有富裕而热爱技术的消费者，以及雄厚的投资资本。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欧洲诞生了许多改变世界的发明，包括印刷机、显微镜和望远镜使用的光学镜片以及蒸汽机等。

　　但最近，欧洲所贡献的重大发明没有多少。《糖果粉碎传奇》(Candy Crush Saga)开发商King数码娱乐公司(King Digital Entertainment)目前的总部位于英国伦敦，十年前创立于瑞典，那里成为视频游戏创新的温床。德国人卡尔海因茨?勃兰登堡(Karlheinz Brandenburg)据信是全新数字音乐格式MP3的发明者，而一个由两名北欧人和三名东欧人组成的团队，开发了语音沟通软件Skype。但是，苹果打造了MP3播放器iPod，eBay于2005年收购了Skype（现在由微软所拥有）。

　　对于这一问题，欧洲并没有忽视。上月，欧盟公布了“数字单一市场”战略，旨在促进欧洲的创业和消除创新障碍。许多欧洲国家试图复制硅谷的成功模式，为此打造了几个科技中心，如英国的牛津科学园(Oxford Science Park)，德国柏林的“硅街”(Silicon Allee)和慕尼黑的伊萨尔谷(Isar Valley)，爱尔兰都柏林的硅港区(Silicon Docks)等。

　　丹麦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雅各布·基尔克高(Jacob Kirkegaard) 指出：“他们都希望拥有自己的硅谷。但这些技术中心没有哪一个，能在规模和专注于真正创新技术上与美国硅谷相比。欧洲和世界其它地方只能在后面追赶美国，这令当地的决策者感到非常沮丧。”

　　斯坦福大学及其欧洲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助理教授佩特拉·莫泽（Petra Moser）出生于德国，她也认为“欧洲目前的状况令人担忧”。

　　她说：“他们试图在慕尼黑等地再打造一个硅谷，但至今收效甚微。欧洲与美国在体制和文化上的差异仍然巨大。”

　　文化传统因素的影响

　　欧洲的创新存在体制性和结构性的障碍，如风险投资规模过小和严格的就业法制约了增长。但基尔克高和莫泽指出，虽然就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整体特性而言总有个别例外，但欧洲创新的主要障碍还是文化。

　　人们往往忽略了在美国初创公司成功的背后，是更多失败的例子。“快速失败，常常失败”是硅谷的口头禅，创新的自由与失败的自由是密不可分的。在欧洲，创业失败所带来的耻辱感远超美国。欧洲的破产法更具惩罚性，而相比之下，在美国，破产对许多成功的企业家而言简直是一种成人仪式。

　　莫泽回忆道，在她的德国家乡，一位商人因宣布破产而自杀。她说：“在欧洲，创业失败被视为个人的悲剧。在美国，这却是一种荣誉徽章。像欧洲那样的环境，根本不鼓励人们大胆去冒险和创业。”

　　今天春天，当匿名社交应用Secret 联合创始人大卫·贝陶(David Byttow)宣布将关闭这家位于旧金山的初创公司时，他似乎没有表现出一丝恐惧。他在博客中写道：“我相信，快速失败是为了继续前进，以便为了犯新的和不同的错误。”

　　在硅谷，人们对于被炒鱿鱼，也很少感到或根本感觉不到什么耻辱——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本人就曾经被迫离开苹果。莫泽称：“美国公司允许员工离职并尝试去做别的事。如果成功，那很好，原来的公司会收购这家初创公司。如果没有成功，他们会重新聘用他。这是一个卓越的系统，让人们去试验和尝试各种事情。在德国，你不能这样做。人们会因此而抱有成见，他们会认为这是不忠的表现。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职业道德观。”

　　图片说明：1976年，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克在一起

　　基尔克高表示，对于谷歌或Facebook等所表现出的真正具有颠覆性的创新，欧洲人更难以接受。

　　他以打车服务Uber为例，尽管该公司的名字听起来像德国的，这是一家彻头彻尾的美国初创企业新贵。在欧洲，人们视Uber的降临就像一种病毒的到来，同时它所受到的待遇也说明了现有出租车经营者的势力强大。

　　基尔克高指出：“但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纽约人对于黄色出租车没有那么怀旧，但在伦敦，黑色出租车被视为伦敦的象征。人们是如此喜欢它。对于日常消费的产品和服务，美国人总是表现得更为理智，而更少感情用事，因为这与他们国家和地区的身份无关。”

　　教育因素的影响

　　欧洲最伟大的创新之一是诞生了现代大学的“鼻祖”：成立于1088年的博洛尼亚大学，是全世界第一所大学。但作为研究和创新中心，欧洲大学的领导者地位早就让位于美国。

　　由于重视早期测试和筛选，欧洲的教育体制往往是非常严格的。莫泽称：“如果你在18岁时学习不是很好，你就出局了。这葬送了很多人的前途，他们本来可以更有做为，但从来没有得到机会。那些17岁时最擅长死记硬背考试的，23岁是未必有创新能力。”她补充说，欧洲许多最具有创业精神的学生会去美国留学，并最终留在美国。

　　莫泽目前研究的课题是创造力。她说：“美国的教育体系则要宽容得多。学生可以后来居上，再创辉煌。”

　　即使是欧洲人一向自诩的教育孩子方式，莫泽也认为过于强调听话一面。虽然她也承认，目前还没有确凿的科学证据来支持她的观点，但“欧洲儿童可能会有更好的规矩，但最终美国儿童可能会能更自由地去探索新事物。”

　　即使欧洲人希望有所改变，但这些都不是容易改变的。莫泽称：“在欧洲，稳定是宝贵的，而不平等是不太能容忍的。那里有共享的文化传统，人们不喜欢残酷的竞争，金钱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这些可能都是很好的传统。”但是欧洲人不能两者兼得。她说，成功的创新者很快就会发现，这些文化上的条条框框很难被突破。

　　基尔克高表示同意莫泽的观点。他说：“欧洲人骨子里都是保守主义者。他们喜欢事物保持原状。”